“能吃藥最好不打針，能打針最好不掛水。”已經從醫學院畢業5年的魏麗還記著在課堂上老師曾經傳授的這句俗語。事實上這個道理各大醫學院的課堂中，老師都會向在座學生傳達，但是現實的治療環境中輸液的使用卻和醫學院中老師所教授的理念大相徑庭。

    目前，中國人均8瓶的輸液量更是將發達國家拋在了身后。

    事實上，輸液超過一定的程度，就會對人體造成一定的傷害，并且可能讓患者產生耐藥性，嚴重的甚至會導致“重癥感染無藥可”的危險境地。

    這些在醫療上產生的影響在利益前面卻變得異乎渺小，相比口服藥更多的回扣讓不少醫院和醫生鋌而走險。

    一年百億瓶的輸液大國

    夏秋交替之際，早晚溫差較大，不少人尤其是抵抗力較差的老年人和小孩極容易感染上感冒發燒等癥狀。

    開學沒有幾天，王女士家的小孩受到學校同學的傳染也感冒了，由于吃感冒藥見效慢，為了不影響接下來的學習，王女士準備帶著孩子到醫院掛吊水。

    “對于兒科的患者來說，輸液的治療方式確實可以更加快速幫助青少年患者痊愈。”一位市級兒童醫院的鄒醫生向記者表示，“不過有的時候并不是我們想使用點滴的方式進行治療，有些患者或是患者的家屬前來就醫時就強烈要求進行點滴。”

    上述病患的輸液要求實際上就是行業內所俗稱的“輸液依賴”。

    靜脈輸液在傳入我國之后于上世紀90年代快速發展，由于其具有“給藥直接”、“見效快”、“不過敏”等口服藥不具備的優勢，迅速被就醫的病患所接受，隨后靜脈輸液很快便替代了肌肉注射。

    在經常發生感冒發燒的季節，醫院急診室的走廊上隨處可見手持輸液藥品的病患。

    “輸液依賴”是造成過度輸液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某些醫院和醫生在這之中所起到的作用。

    輸液的療效快是眾所周知的，于是在某些醫生們的最終診斷上往往會寫上建議進行輸液，同時醫生們還會以一個專業人士的口吻告訴病患，目前最好的治療方式非輸液莫屬，如果選擇只是服用口服藥物，很可能達不到快速治療的效果。極個別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生還會用無可質疑的語氣告訴病患，口服藥物可以開，但是只有輸液才是唯一的治療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醫院也會根據例如輸液等藥品使用的數量，來考核醫生的月度績效，兩方面的疊加讓輸液藥品成為一些醫生最常開出去的藥物。

    正是由于“輸液依賴”和一些醫生在其職權之中過多使用輸液治療，導致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輸液大國。

    有公開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大輸液市場容量在100億瓶（袋）以上，相當于13億人口每人輸了8瓶液，遠高于國際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

    點滴背后的利益鏈

    然而，“輸液依賴”和過度輸液的形成，最根本原因還是醫院、醫生和醫藥代表之間的利益驅動，一條由醫院、醫生、醫藥代表等構成的利益鏈也漸漸浮現。

    2004年，國家醫療衛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今后我國醫院改革的重點將是市場化，允許多種產權和經營形式并存。外界也將2004年定義為“中國醫院市場化年”。

    在醫院被推向市場的過程中，藥品加成政策開始逐漸在全國各大醫院中普遍推開。

    實際上在上世紀90年代初，醫院就開始實行“全額管理、定額補助、超支不補、結余留用”政策，由于政府所撥經費難以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行，藥品收入便成為除服務收費和政府補助外醫院的主要收入之一，并且迅速占據40%以上的份額。

    一些醫院給科室定任務，科室給醫生定任務，在國內的醫療機構中，基層醫療機構的收入中藥品收入更是占到整個收入的70%以上，很多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幾乎等同于“輸液室”。由于醫療知識的匱乏，和靜脈輸液較快的治療效果，在醫生的一定“誘導”之下，不少鄉縣甚至是城市患者都一度把輸液當成了快速祛病的良方。（注：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啟動第二批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里面再次提到了取消藥品加成政策，將進一步對過度醫療等不規范的醫療現象做出規范。）

    “從收入方面來說輸液能為醫院和醫生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在這個行業從事幾年的醫生應該非常清楚這個。”上海某醫院科室高醫生并不避諱目前醫療行業中的問題。一般而言，靜脈藥品的價格大多高于口服藥品的價格，所以使用越多的靜脈輸液產品，醫院就能夠從中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

    眾所周知，知名大醫院的床位總是很緊張的，但是一些二、三級醫院的床位卻總是出現病床使用率不高的情況，使用率不高就意味著不能產生后續的經濟效應。

    此時，醫院可能會暗中授意醫生將一些可住院可不住院的病人“留在醫院”，而醫療輸液，進行相關抗生素的使用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不過輸液僅僅是一個開始，在住院的一周時間內醫生會盡可能多的讓住院的病人進行各種身體檢查，讓病人的經濟效應在短短幾天的住院期間得到最大化的體現。

    從醫生方面來看，如果和醫藥代表有著相關的銷售合作，醫生就能夠從中獲取比口服藥物更多的返點。高醫生告訴記者，一般醫藥代表給合作醫生的口服藥返點在10%左右，輸液藥品的返點要高于口服藥品大約在15%，而且小藥廠或是小品牌的藥品，給到相關合作醫生的回扣比例還要更高，所以在口服藥物和輸液藥物進行選擇的時候，口服藥品往往不被作為醫院和醫生的首選。

    “不僅僅是回扣，如果某名醫生和某品牌的醫藥代表合作一年或是半年下來相當愉快，該醫生很有可能被請去國外或是海南等國內知名旅游勝地考察學習，時不時送個數碼產品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高醫生說，“不過能被請出國玩的也是在醫院科室內有一定職位的醫生，醫院領導也都知道‘考察學習’的目的，一般都會放行，這也算是行業內的‘潛規則’吧。”

    雖然目前國內開始逐漸取消藥品加成政策，但是對于改革初期的縣鄉級來說杜絕這樣的事情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一位基層醫院的醫生向記者表示，醫改的逐漸實施讓醫院對于過度醫療的情況有著很嚴格的管理。以該醫院兒科為例，醫院規定每個月的門診輸液量要控制在30%左右，不同的醫院對于輸液和檢查相加所占的比重也有著嚴格的規定，如果超出比例將遭到扣罰。

    但他表示盡管如此還是有個別醫生會鋌而走險，通過靜脈點滴這個環節從醫藥代表處獲得更多的利益。

    “危險的”醫療輸液

    一位在澳大利亞的友人曾經向記者表示，在她所在的城市基本上很少在醫院看到輸液的情況，頂多醫生會對癥開些西藥，并且在開藥的同時不少醫生也不主張病人過多服用藥物。

    而這一切都源于輸液相比口服藥物有著相當程度的危險性。

    據中國安全注射聯盟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導致死亡的人數在39萬以上，其中，每年約有20萬人死于藥物不良反應，保守估計，每年我國最少有10萬人在輸液后喪命。

    有業內人士曾經發文指出，“由于涉及直接入血的侵入性操作，輸液與口服藥物相比更難有挽回的余地，在出現差錯的時候也會有更大的危險。如果輸液所用的藥品存在質量問題，會比口服藥物更容易給患者帶來傷害。”

    不僅僅如此，在上述業內人士看來，假設藥品完全不出現質量問題，輸液依然比口服更容易出錯。因為，與口服藥相比，輸液的準備過程更加復雜，不僅要從藥房發出正確的藥品，通常還要進行藥液的配制，輸液時護士也會有更多的操作步驟。盡管醫務人員會謹慎地核對每一個步驟，但隨著步驟的增加，出現醫療差錯的風險也會隨之累積。

    輸液醫療的危害還在于長期使用帶來的惡性后果。

    “如果過度輸液,沒有被殺死的病菌很容易自發成為。”山東大學齊魯兒童醫院檢驗科主任張樂海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即使病菌耐藥性突變率很小,且不會致病,但由于長期隱藏在體內,將產生更大的抗藥性，長此以往輸液治療可能對于過度輸液的病人來說療效甚微。

    張樂海認為,當新抗生素研發速度趕不上耐藥性細菌的繁殖速度時,“重癥感染無藥可用”將不再是遙遠的威脅。

    事實上，目前醫療輸液在國外采用的頻率都要遠遠小于國內的醫院。

    在煤炭總醫院醫生鄭山海看來，這是因為國外醫院有著一套較為完善的醫療質量考核體系。如果某位醫生的輸液量過高，就立刻會有人與其交談，讓該醫生作出合理的解釋。同時，醫療保險機構也會介入調查，一旦醫生不能作出符合醫療原則的解釋，該醫生很可能面臨吊銷醫療執照或者其處方不能得到醫保報銷的窘境。正因為在這樣嚴格的制度監管之下，醫生自然會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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