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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歷克斯·威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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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按：原文刊載于《紐約時報》，我翻譯為中文。為了便于國內讀者理解和接受，采取了意譯的方式，把文章的背景全部改在了中國，人名也替換為中文名。請勿對號入座。）

幾年以前，我因為工作關系認識了李大力，他在北京當編劇。回想起我們初次見面的情形，就仿佛是愛情喜劇電影里一見鐘情的相親場面，無非是沒有那點“情”。我們帶著各自的太太一起吃飯，友情突如其來，我們一見如故。

我們都喜歡張國榮的《風繼續吹》，都愛《縱橫四海》里的同一句臺詞，等到羊蝎子端上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可以做到你說上句，我接下句。弄得太太們不得不強行插話：“喂！兩位好基友，你們到底有完沒完啊？”

看著李大力和他太太走向2號線地鐵，我腦海里無來由地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和大力當年在大學就認識，他多半會成為我婚禮上的伴郎吧？

那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了，從那以后我們已經聚過四次。我們之間的關系有點朋友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我們彼此都想再加深一點友情，但是生活總在中間作梗。

我們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當你到了三四十歲，會有許多新面孔通過工作、孩子甚至是微博進入你的生活。但是真正親密無間的好朋友，就是那種你在大學時代結識的老友，那種你危難時第一個想起來的好友，卻越來越少了。

人到中年，四處逛蕩的年少輕狂日子，像真心話大冒險一樣的生活，都漸漸褪色。越來越緊張的日程表，事情輕重緩急的變化，都讓人們對朋友的要求越來越挑剔。

無論你結交了多少朋友，一種宿命的感覺在你心頭縈繞不散：你十幾二十歲時候結交好友的那個階段已經基本結束了。現在，你只能去結交一些點頭之交，甚至只能稱得上是熟人的人。

而一旦你遇到生活中的重大變故，比如說搬家或者離婚的時候，你就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多么缺少朋友。

當這種感覺襲來時，趙珊珊幾乎喘不過氣。她是北京一家教育基金會的執行董事，幾個月前剛從北京搬到上海。當她準備舉辦自己39歲生日晚會的時候，盡管她有857個QQ好友，509個微博粉絲，卻發現根本湊不齊一桌客人。她說：“回想起人生中各個交友的階段，發現我的大部分朋友是在高中時代和做第一份工作時結識的。”

羅高是一位在遼寧工作的心理醫生，四十多歲離婚以后，他發現自己多年來一直把重心放在事業和家庭上，朋友們都淡出了他的通訊錄。羅醫生說：“突然之間老婆從全家福里消失不見，你發現自己面臨前所未有的孤獨。”現在，羅高已經56歲，他感嘆說：“我就算是去學廣場舞也不可能再去找個女人了，我更愿意認識幾個老哥們兒，舉起高粱酒，來，干一杯！”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趙麗華在針對同齡人的研究中發現，人越接近中年，所結交的人也就越少，同時和既有的朋友之間的關系則變得更加密切。

她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枚鬧鐘，每到人生的某一關頭，比如說進入30歲的時候，就會鈴聲大作。它提醒人們人生易逝，請停止四處交游，專注于此時此地。她說：“你會發現全心投入家庭上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你不再有興趣參加各種飯局和聚會，而是更愿意把時間花在孩子身上。”

在20世紀50年代，社會學家們提出了結交摯友的三個重要條件：1.親密接觸；2.經常性地不約而至；3.能讓人放下戒備、彼此袒露心跡的場景。但是，隨著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要滿足這三個條件已經越來越困難了。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千帆認為，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人在大學時代里遇見了自己的終身好友。

在職場上，由于同事經常變更，人際之間的親密關系難于維持。去年，熱播劇《甄嬛傳》的編劇流瀲紫在該劇試播時遇見一位叫阿珍的女士，在工作中，她們走得很近。幾乎沒多久她們就知道了對方的飲食和健身習慣。當流瀲紫想來一杯咖啡提神的時候，都不用她說，阿珍就遞過來一杯。

“但是，試播工作一結束，沒有了這種日復一日的接觸，要保持親密關系就很難了。”流瀲紫說。她們現在也偶爾約個時間出來在三里屯喝上一杯湯力水，但是在789一起從下午一直漫步到晚上，再一頭扎進南鑼鼓巷酒吧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工作環境里因為競爭的關系而火花四射，所以人們學著在同僚面前隱藏自己的脆弱和怪異。王千帆教授說：“工作中的友誼總是帶有一種交易的感覺，很難說什么時候社交才會告終，而真正的友誼得以開始。”

職場的升遷和薪水多寡也很麻煩。左小先生是一位住在北京宋莊的藝術家，他說：“如果你的朋友比你賺太多或者太少，都會讓人覺得很怪。”最近，他邀請一對很有發展前景的夫婦進入他的圈子，但是很快朋友們因為這對夫婦談錢成癮而對他們厭惡不已。

左小說：“在我們的婚禮上，那些和這對夫婦坐在一起的朋友后來向我們抱怨說，這對夫婦老在問他們賺多少錢。賺得少的人覺得這個話題很不爽，而賺得差不多或者很多的人也覺得這么討論收入讓人很尷尬。”

一旦夫妻雙方都彼此交往，挑戰來得更快。一位女記者說：“和別人兩口子交朋友，就像是復雜的排列組合。你不僅要擔心別人的老婆是否喜歡你，還要擔心別人的老公是否喜歡你，以及你老公是否喜歡他老婆，你老公是否喜歡他本人。”

不就以前，剛搬完家，她邀請丈夫的新同事夫婦來家里吃飯。但是對方的太太明顯對她家裝修了一半的房子和餐桌上的速凍餃子不感冒。安靜說：“我一眼就看出來了，那位太太一準是被哄著騙著才肯來，當她坐在我們的宜家凳子上的時候，活像是皇上家的格格屈尊進了一個寒窯。”

這兩口子還沒吃水果就閃人了。第二天上班，對方丈夫抱歉說是因為妻子昨天太累。“不用說，我們肯定是不會再和他們吃飯了。”安靜這么說。

如果加進孩子會讓這筆糊涂賬更難算。突然之間，你被一個由家長組成的新朋友圈所包圍，可是這個圈子的情感紐帶最多也就能算是聊勝于無。就像相聲演員郭德綱在一場演出里說的那樣：“我一整天和一幫帶著孩子的孫子待在一起，但我不會跟這幫孫子組飯局，因為不是我想認識這幫孫子，是孩子們黏在了一塊兒。他們為什么在一起，那是沒溜兒的事兒，純就是因為都是小孩兒。”

甚至當家長發展出了彼此之間的情感紐帶，這種友誼的結果也是脆弱的，它屈從于孩子們的心血來潮。

44歲的貝志城是北京市的一名地產商人，他和他的太太與另一對家長由于孩子們的關系成為朋友，當時，兩家的孩子都還是好朋友。但是，后來孩子們絕交了。當兩家人決定在院子里一起烤串的時候，貝先生的兒子問：“我能讓我的其他朋友來嗎？”

外部因素不是唯一的障礙。人過三十，人們經歷了交友心態上的轉變。早年間的自我發現變成了自知之明，所以你選擇自己周圍的朋友更挑剔了。2004年出版的《土豪的危機：成年后如何交朋友》一書的作者馬伯庸說：“年輕時交朋友，只是因為一杯青島純生就可以上桌，而成年以后，我們的桌子抬高了很多。”

控制癖、公主病、自大狂，這樣人都不再適合成為朋友。

現居香港的戰略投資顧問馮唐先生甚至開發出一套好玩的百分制朋友打分表，100分是最好的朋友。當新朋友表現得讓他討厭或者沒有忠誠度時，馮先生就在心里為他扣分。他說，十次里有九次，新朋友最終只能得到30分到60分然后滾蛋，也就比熟人好一點點。

馮唐說：“你遇見個不錯的人，但是一旦他們一次不回電話，掉到90分。兩次，立即50分。如果認識的第一個月里就遲到，再扣10分。不過，也有人因為言行得當而得到加分。”

受既往的經驗影響，人們越發對友誼有了宿命論的看法。

寧財神說：“當你還年輕的時候，你會更嚴肅地去定義什么人是你真正的朋友。我對于友誼的看法來自電影《英雄本色》和《縱橫四海》。好兄弟，講義氣，朋友如手足，如果做不到完全忠誠就意味著絕交。而等我成年以后，這種想法變得不現實了。”

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你已經遭遇過許多令人厭倦甚至是失敗的人際關系，開始努力承擔起責任，認真經營工作、家庭和既有朋友的關系。所以，你對傾心結交新朋友這件事變得更加小心謹慎。38歲的寧財神說：“你更加了解人的缺點，也對自己讓人失望的那一面看得更清楚。”

他總結說：“我對什么是真朋友的標準從來沒有變過，只是使用‘朋友’兩個字的時候更加寬松一些。現在要交一個真正的朋友，好兄弟那樣的朋友，實在是太難了。”

另外一部分人，比如李開復，采取了降低交友期待值的辦法。李開復說：“我找到了極為有效的交友方法，找到不同的人來滿足不同的交友需求。我有一個酒友，一個書友，一個育兒之交，幾個球友和一個鍛煉身體的朋友。比起精疲力竭地尋找新朋友，這種方式更容易填補生活中的空虛。”

還有的人從友情的谷底爬起，倒撥時鐘，回到他們20多歲時忙得喘不過氣的社交生活。

王小山是一家電臺的總監，30多歲北漂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覺得如此孤獨，以至于經常帶著自己的貓去朝陽公園散步，希望能搭上什么人聊聊，結果只是收獲了一堆“你丫有病啊”的目光。于是，他決定創建一個北京社交網絡，通過組織人們觀看國安隊比賽和紅酒品鑒會來交友。現在，這個組織擁有2000名成員，大部分都年過三十，王先生把其中的200多人視為好友。

想走出第一步的確需要勇氣。”王小山說，“我希望我能讓他們在這件事上容易一點，畢竟，我經歷過。”

秉承王小山的這種精神，我最近給大力打了個電話，我們打趣說都忙得實在沒法子出來混，然后約好下次一起吃飯。

我知道，那是三個月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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